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在演习时有一名士兵失踪，在卢沟桥附近挑起军事冲突，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长久以来，有关“七七事变”的著作大多着墨于两军冲突发展的经过，但对当时驻防华北尤其是平津地区的中日两国军队的具体实力却鲜有交代清楚者。
1937年初夏之际，中日华北驻军的实力究竟如何？日军为何敢于挑起事变，进而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需要回溯到华北中日军队的演变历史，及其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扩充过程。
报告还提到了近期股市的波动性，股市在8月初因技术因素如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以及科技股头寸过度扩张而大幅下跌。
“虽然这以前被视为非常鸽派的预测，但现在的风险是利率可能会更快降到这一终端水平，”门德斯说。
“29路军”还是“29军”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部分著作中，对“卢沟桥事变”涉及的当地中国驻军的番号，经常有介绍为“第29路军”者，但在另一些著作中则称其为“第29军”。那么，究竟是“第29路军”还是“第29军”呢？
主张“第29路军”者认为：当时该部拥兵10万余众，如果仅是一个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怎么可能超出数倍？而当时的“路军”，是比军高一级的指挥机构，通常会下辖两个军或一个军外加数个师，这样的单位拥兵10万就合乎情理了。因此，该部队的番号应该是“第29路军”。
主张“第29军”者倒也干脆，直接拿出日后出版的该部队军史和国民政府令、军政部令的档案记载予以反驳。在这些档案中清楚明白地记载着：这支驻军的番号为“第29军”，于1931年6月17日由军政部正式颁发，并于同时任命宋哲元为该军军长。
既有原始档案作为依据，那自然应以后者之说为准。可奇怪的是，一个最多应该不过下辖两三万人的军，怎么可能会拥兵10万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其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该军的派系以及所处环境、地位等因素有关。这一切，得从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时说起。
第29军的前身为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一部。当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时，反蒋一派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被迫宣布下野，他们位于华北地区的部队大部分由入关助蒋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收编。在这些部队中，由孙良诚指挥的原西北军第2路军和由宋哲元指挥的第4路军合计5万余人先后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考虑到孙良诚为冯玉祥嫡系，而宋哲元是中途加入的旁系，因此决定“用宋弃孙”，全权授予宋哲元担负缩编这两路部队的责任。
为个人和部属的前途着想，宋哲元对张学良当时提出将两路部队（共计12个师、35个团的番号）缩编为一军两师共8个团的方案表示反对。经过不断争取，当两路部队奉命于1931年1月16日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时，宋哲元一方面采取拖延缩编时间的战术，另一方面打压旁系、保留自己的嫡系，使部队在得到张学良默许的情况下，改编为一军两师共17个团，总计保留人数为3.8771万人。
1931年6月17日，东北边防军第3军正式改番号为第29军，由宋哲元继续担任军长，并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任命冯治安、张自忠为该军所属第37师和第38师师长。第29军成立时，驻防在晋南地区。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军薪饷有限（张学良只提供1.5万名官兵的薪饷），防区又被边缘化，因此该军内部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若不是冯治安、张自忠以及部分旅、团长全力拥宋，恐怕不用一年就会分裂乃至瓦解。在宋哲元的勉力维持下，第29军苦撑到了1933年。在这一年，日军挑起“榆关事变”，长城抗战随即爆发。
为保卫华北，不使日军突破长城沿线，第29军奉命参战。在这次战役中，第29军先后在喜峰口、罗文裕苦战数月，其大刀队夜袭日军的报道更为全国所知。长城抗战结束后，第29军闻名全国，成为一支抗战名军。
扩军十万之路
正当长城抗战进行时，西北军系的开创者冯玉祥也试图东山再起。他招募旧部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东地区沉重打击伪军，收复多处城镇，尤其是光复多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蒋介石无法容忍冯玉祥以抗战为名重组军事武装，因此在中日两国谈判停战期间，调遣部队以军事围剿的手段试图消灭同盟军。
在此情形下，冯玉祥被迫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全国，表示“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之国人”，并请宋哲元前往张家口“善后”。冯玉祥认为，已经成为抗日名将的宋哲元毕竟是西北军故人，自己虽然在各方压力下无法继续维持同盟军，但如果由宋接收同盟军余部，仍能继续维持西北军系统的存在，为今后再次崛起做好准备。蒋介石在当时也确实属意于宋，便决定由宋出面收编。
宋哲元依靠第29军打出了西北军的威名，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但毕竟在全国各路大小军阀中势单力孤，要想为自己求得更长远的发展和政治资本，固定的地盘和庞大的军事力量缺一不可。因此，对于冯玉祥的“托付”和蒋介石的命令，宋哲元乐得坐享其成。就这样股票融资买入的利息，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授权下，宋哲元一口气吞并了同盟军的大小828个团。
用原本的17个团吞下828个团，看上去有些像天方夜谭，但宋哲元确实做到了。
对于同盟军的828个团，宋哲元在收编时并不是全部保留，他是在精挑细选、逐次缩编的情况下收编这些部队的。宋哲元在取得察哈尔一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盘后，首先要满足第29军的需求，尤其是完成他心目中将该军扩编为4个师（第37师、第38师、第132师、暂编第2师）的计划，随后再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将同盟军未消化部分陆续缩编为省防军。经过为时一年的整编、改编和缩编，宋哲元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扩编为26个团，将同盟军余部缩编为10个团。
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的爆发，加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使第29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当位于平津地区的中央军根据条约南撤后，经北平军分会批准，第29军于1935年10月接防北平、天津两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宋哲元本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此时，宋哲元以第37师驻防北平，第38师驻防天津，第132师驻防保定，暂编第2师（后改称第143师）留守张家口。
在获得平、津、冀、察四地后，第29军的财政收入呈翻倍增长，这为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继续扩军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从1936年2月开始，宋哲元大量从欧洲进口武器装备，扩建修械所，自产武器弹药。部队的发展虽然受军政部的番号限制，但他仍在第29军的建制下陆续增编了8个独立旅，并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组建冀北、冀南保安队这两支准军事武装。
截至1936年12月，宋哲元麾下的第29军已经成为一支拥有4个师、23个旅的庞大部队，其中正规军达到8万人，省保安武装力量逾2万人，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武装警察。如此庞大的队伍，仅以一个军的番号对外实属夸张，却也是国民政府应对华北复杂局势的无奈之举。
由于宋哲元出身西北军系统的背景、财政上的基本独立，以及南京中央政权对该部的顾忌和利用，第29军在冀察平津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加上宋哲元在军中不断地“去冯化”，外界对第29军渐渐产生了“宋家军”的说法。不过随着“七七事变”爆发，第29军的命运最终迎来了重大转变。
未动员的“中国驻屯军”
日本陆军辖下的“中国驻屯军”，堪称“历史悠久”。这是一支从1901年6月就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军事武装，起初打出的名义是驱逐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随着《辛丑条约》签订，列强在中国有了合法驻军权，日军的这支部队也获得了相应的名义，在1901年10月正式改称为“中国驻屯军”。
按照日本官方的说法，“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担任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的保护”，并不承担直接作战任务，因此其最初的兵力只有1650人。中华民国成立后，“驻屯军”兵力一度减少至734人，即便到1935年初，其基本单位也只是分驻在北平、天津的8个未经动员的“平时”步兵中队而已，总兵力为1771人。
以如此少的兵力面对数量逐渐膨胀至10万余人的第29军，理论上毫无胜算。为了巩固华北的既得侵略成果，也为了今后发起军事行动时不居于劣势，日军在扶持起冀东伪政权之后，也开始增强“驻屯军”的实力。
1935年12月，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在前往天津视察时组织召开幕僚会议，在会上制订了一份“驻屯军”增兵方案。1936年4月17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下令加強“驻屯军”的兵力。一天后，“中国驻屯军”新编制方案正式出笼，下辖1个步兵旅团（该旅团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以及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各1个。根据颁布的新编制，“驻屯军”总兵力激增至5774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驻屯军”仍然是“平时”状态下的非动员编制。
“中国驻屯军”经此扩编，总兵力增加了3倍以上。但这还没有结束：由于第29军也在1936年启动大规模扩军，尤其是增强了平津地区的兵力，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驻屯军”改为“战时”动员编制，使该部在1936年底的总兵力就突增至1.4万余人。截至“七七事变”爆发前的1937年6月，“中国驻屯军”总兵力已增加至近2万人，与中国军队的数量之比为1比5。考虑到日军在火力和指挥系统方面的优势，这样的数量对比已经基本可以抵御第29军的大部分军事进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驻屯军”在平津地区驻防已达36年之久，对该地区的熟悉度远远超过以客军身份进驻的第29军，尤其是小巷、近道的细节几乎全数掌握，更增强了攻击力。
不仅如此，“中国驻屯军”虽然身处国外，但并非孤立无援。首先，“驻屯军”随时可以得到关东军从伪满洲国境内的南下增援，伪满军队亦可随时出动助战。其次，“驻屯军”可以用已经占据的沿海军港，从日本本土调兵增援。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势单力孤，实际上已经有恃无恐，随时可以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
就这样，1937年7月7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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